吴川过去一直没有去寻找这些历史名人，一方面是觉得革命委员会未必能够支持到十月革命，那么把这些历史名人找来岂不是害了他们。以这个时代反动派的手段，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对待政敌可都不会手软的。

　　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思想是被环境塑造出来的，特别是在这些人三观还没有确定的年纪，把他们从熟悉的环境中拉到东北来，他们就真的能够变成革命者了？吴川对此是深感怀疑的，毕竟后世连党校老师都变成反贼了，更何况是当前马列主义还不成气候的中国。

　　而随着伍豪等同学自发的到来，吴川也是抽空和他们见过聊过，只能说即便是未来的革命领袖，现在也还是一个好奇的中二少年。虽然他们已经比身边的同龄人优秀了许多，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连门外汉都算不上，倒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崭新社会面貌感到激动不已。

　　就如伍豪同学自己所言，如果不是看到了东北这几年的变化，辛亥革命前他来东北投靠了伯父，之后还在沈阳上了半年学，之后才去了天津。这期间，他也来过几趟沈阳，革命委员会收回了东北的海关及盐税之后，他的伯父又从天津运动去了东北海关工作，不过伍豪并没有再回东北上学。

　　从革命前到革命后，他亲眼看到了沈阳的巨大变化，加上革命委员会对于天津租界的收回，终于使得伍豪放弃了前往日本求学的想法，转而考入了哈尔滨军政大学。但是，在他同吴川的谈话中，却始终流露着对于日本所实施的军国主义的欣赏。

　　于是吴川算是熄灭了收集历史名人的打算，在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令自己觉悟的事件之前，恐怕是难以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他可不希望让这些人毁在了自己手里。

　　面对这个关于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吴川沉默了数秒后方才开口说道：“这位何忠涵同学倒是提出了一个极好的问题。

　　不过再说起民族和国家之前，我们先得要搞清楚这两个名词的用意。斯大林同志说过：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列宁同志对于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人的社会性活动，而历史是记载了人的社会性活动的记录。民族和国家都是政治范畴里的术语，因此历史上的记录必然会表现出民族和国家在政治活动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

　　我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光是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就可以上诉到三千年之前。那么民族和国家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挥出了些什么作用呢？

　　夏商周三代，国家和民族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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