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仆、部曲者视杀人、伤人之罪。”

　　田信不着急，语气舒缓，想到现在的刑律，多少有些复杂，需要自己慢慢做准备。

　　比如《蜀科》并不是新的律法，是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补充。

　　律、令（效力高于律）、科（暂行办法、规章）、比（比较类似的案例，判案的援例法）。

　　《蜀科》是治理益州特事特办的律法补充，执行内容比较严峻，执行的也到位。

　　可荆州特别是南阳还没有贯彻《蜀科》，本地豪强也抵触严峻的《蜀科》，更不喜欢这个名字。

　　而审案、判刑时，自董仲舒以来讲究春秋决狱，先援引春秋大义作为审案精神，一脚把汉律踹在边上。

　　随着发展，后来援引五经经义来判案，这个援例法效力还在正经的律令之上，以至于出现很多孝子复仇而无罪、轻判的现象。

　　这就导致正规的律法被轻视，而只有学习五经，精熟五经，才能成为一个大家眼中合格的官员，起码你能使用合乎大家理念的判案标准来判案。

　　如果你不熟悉五经，即便熟悉汉律，你审案时肯定会得罪太多、太多人，这个官也就做不成。

　　所以学习经学，才能当官，才能把官当稳。

　　经学地位稳固后，就爆发了今经文、古经文两大集团的对抗，这真的是赢了一本万利，输了粉身碎骨的战役。

　　争了几百年，两个集团相互渗透，到当代时郑玄集合古今之所长，加上蔡邕、卢植等人的努力，终于在灵帝手里完成《熹平石经》，这部刻在石碑上的六部正经就是灵帝承认的国家正经，是今后考试、判案的依据。

　　那么国家正经刻在石碑上，供天下人传抄，那么正经的解释权也就握在朝廷、灵帝手里。

　　灵帝开辟的鸿都门学也就有更大的作用，可以就近学习开阳门外的石经。

　　再加上两次党锢，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所以熹平石经出世不久，便爆发黄巾之乱。

　　现在不是你精通律法就能判案的，律法这东西不顶用，所以才制定《蜀科》，今后以《蜀科》作为判案的标准，效力在律令之上，也在五经援例法之上。

　　问题就这样摆在面前，一个少年人学习律法、学习过往的经典案例成材快，还是跪在世家门阀面前学习五经成材快？

　　世家当道，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官员的各项素质要求太多，成长太慢，而世家子自幼学习五经，竞争力自然很强。

　　而现在的问题是田信一方面让军吏教授《千字文》给军士启蒙，让他们识字；识字后，就会教授他们相关的汉律。

　　就这么简单，从一开始就把五经，及臃肿复杂的五经各家注解踹到一边去。

　　今后田信这里出来的军吏转任地方后，判案肯定遵循田信这里学到的律法、律例，跟五经体系的援例法冲突，这个冲突很大，是有罪无罪的极端冲突。

　　也会跟《蜀科》有一定冲突，但这个冲突很轻，是量刑偏轻偏重的冲突，可以权衡。

　　所以田信眼中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安众宗氏，涅阳张氏只是小菜。

　　绝不会因为宗预、张仲景的原因而对这两家豪强心慈手软，敢杀奴役、部曲，就做好迎接汉律铁拳制裁的准备。

　　一方豪族，不是几对父子就能支撑起来的，这是许多同根同源的宗族抱团形成的。

　　你家三四户仆役，我家七八家徒附，他家又有十几户部曲、佃民，因为外部压力而聚合在一起，这就是豪族。

　　谁犯案，就先收拾谁，收拾的是一家一户，而不是整个宗族。

　　等实力再强一些，就能逼这些豪族编户齐民，将他们部曲、隐户纳入收税、徭役体系内，削弱他们经济实力，降低他们对部曲、奴仆的权威。

　　也只有现在适合，现在东征战役胜败未分，南阳豪强急着集结私兵参加东征，很多事情暂时可以退让。

　　如果刘备大胜，他们完全可以回来再跟田信慢慢计较。

　　而大胜，对这些疯狂买进的豪强来说，难道不是必然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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