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司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钱五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三）云：元丰七年，“诏：鄜延、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许和雇人，日钱百、米二升，禁军愿就雇者听。”大致是，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3000钱，米60升左右。但是，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工价较高。譬如元祐元年，苏辙在奏章中说：“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沮隔官私舟船。……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得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可见，当米价较低时（如斗米80钱以下），每夫日雇200钱比每日100钱、2升米，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

　　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王安石在《处士征君墓表》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会写诗词文章，行医则“无贫富贵贱，请之辄往。与之财，非义辄谢而不受”。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不愿多收钱，甚至减免穷人的钱，如果愿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000～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都市，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孟元老自崇宁二年（110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序》中描绘东京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苏轼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锦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集－策别十七首（之四）》）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

　　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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