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造不同的产品,无法用一个称呼来命窑名。
而它们都在汝州的管辖区内,按唐宋窑以州名的惯例,故在汝州范围内的窑场统称为“汝州窑”或“汝窑”。
因而在宋代文献中,多出现诸如“汝州新窑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汝窑宫中禁烧”及“惟用汝器”等与“汝”有关的说法。
宋代“钧窑”即在“汝州窑”或“汝窑”中,所以不再出现钧窑的称谓。
只是到了明代宣德年间,因铸造铜炉需要参照物,对窑器进行分门别类地整理,将有别于其他青瓷的窑变瓷。
按其产地钧台或钧州(金改)而称其为“钧窑”或“钧瓷”。
于是,这时才有“宋代五大名窑”之谓。
这一切都证明,钧瓷真的是宋代官窑,但是那时或许还未命名。
2007年10月,考古人员在xc市文峰路建筑工地,发掘金代中期墓葬两座,出土文物中,有6件钧瓷器皿。
所以,钧瓷可以说是种类多样,釉色典型,特别是支钉足天青釉彩斑大盘,更是不多见的精品。
所以,“钧不入葬”的说法也不尽然。
陶瓷史主流叙述中,钧瓷被视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但其真正身世,一直扑朔迷离。
“钧不入葬”之类的附会被一一打破,这样才能懂的钧瓷。
明代,一种来自钧州的瓷器,带着斑斓的釉彩、粗朴的形制,闯入文人墨客的记叙。
弘治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04年成书的宋诩《宋氏家规部》中,列举柴、汝、官、董、哥、定等窑口21座,钧州窑名列第14位。
“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质甚厚。”寥寥14字,是对钧瓷最初的描述。
“钧州窑稍具诸色,光彩太露,器极大。”
这是名士王世贞,对钧瓷的评价。
张岱补充道:“多为花缸、花盆。”
二人的言语,代表了明人对钧瓷的普遍印象。
其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只是显得太闹;
其二,以大著称,而不是“钧不过尺”;
其三,粗朴有余,可供栽花种草。
均州,明清时期,钧、均相通,人们常将钧州窑、钧窑写作均州窑、均窑。
均州窑圆者居多,长盆亦少,方盆、菱花、葵花制佳,惟可种蒲。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剧作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认定钧瓷不堪大用。
对钧釉粗俗的名称也很无奈,若均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鹦哥绿)、茄皮紫。
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
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
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俗即取作鼻涕涎、猪肝等名,是可笑耳。
今天鉴赏钧瓷,乐于像看火烧云一样命名窑变图案。
但明代人更喜爱单一的色调,尤其钟情明亮的红色。
张应文《清秘藏》还为釉色排了个次序:“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其杂色者无足取。”
文震亨《长物志》记述了士人风雅的物质生活,壮硕的“均州窑”器物厕身其中。
壮硕在瓷器当中,可不是贬义词,因为这样的瓷器,意味着敦实、或者说大!
瓷器当中,打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烧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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